一、经历丰富的人生旅路 　　

　　1963年，赵学清教授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即今北大法学院）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活是他难心忘怀，并时常提及的美好时光。1968年，在文革的急风骤雨中，赵学清教授被安排插队落户到辽西朝阳。辽西农村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作为一名与当时同龄人一样的“进步青年”，他一头扎入这贫瘠的土地，与当地的农民吃住在一起，接受着人民群众的“再教育”。一年后，赵学清教授被调到当地公社的中学教书，但有趣的是，教的是与他的专业很难挂上钩的数学。在这个阶段，他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大三反”等，一场场的运动使他的人生目标和个人理想不断成熟起来。1972年，赵学清教授又调到当地法院去工作。直到1974年，赵学清教授才又一次返回他阔别以久的故乡重庆。这一次，他被调到当时的西南合成制药厂。在制药厂，他主要是在宣传科工作，同时又兼任该厂子弟校的教师。直到1979年，他才正式调入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主要是从事涉外经济法学的研究，从此开始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学教书育人、勤恳治学的学术生涯。这一次工作的调动，从此使他再也没有与自己本科时所学习的和自己一生所最挚爱的法学专业分别过。1982年到1984年，赵学清教授又被委派到当时南斯拉夫的萨格里布（即今为克罗地亚的首都）进修国际经济法。现在，已近60岁的赵学清教授，作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生导师（原为经济法博士生导师），依旧在第一线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二、充满教益的难忘阶段 　　

　　在回首自己的59年的人生途程时，赵学清教授对自己的几个阶段感受良多。　　

　　他首先提到的是在北大的求学经历。“北大的确是个求学的好地方”，赵学清说，记得当年，每个周末都要搞一个名叫“星期天讲座”的活动。活动请来的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学术大家，这样的活动的确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活跃思想，丰富知识的有利途径，大大地拓展了学生们的思维空间。还有当年北大各色的学生社团组织，这些学生社团对于加强同学之间的了解，增进同学的学习兴趣和校园的学习氛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觉得自己时至今日依旧学习兴趣浓郁，想问题和做学问时思想依旧十分活跃，都应该说得益于当时培养起来的学习兴趣和思考习惯。　　

　　让他难忘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那个“动荡”年代。赵学清教授很乐于“吃点苦，受点罪”，他认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对自己以后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他结合自己对法学的认识说：“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因此，要学会应用就必须在实践中学，在社会的生活中学。”这些看来起伏不定、动荡不安的经历，其实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它们让他能够更快地适应社会，并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　　

　　第三个阶段就是他出国进修的2年时间。“出国的这两年，我收获最多的是明白了创造性思想和创新方法的重要性。”不但是学术研究如此，方方面面都应该有创造性思想和创新方法。对于搞学术的人而言，只要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范围内，就应该广开言路，多辟路径，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出成果，出水平。搞研究要的就是创新，不能老是吃人家的陈芝麻烂谷子，只有创新的成果才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脚步永不停止 　　

　　虽然自己已经将近六十岁，可赵学清教授还给自己布置了很多“任务”。他提到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点建立的事时，便把自己和其他几位博导和负责人的想法加以了阐释。他说：“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三年内争取拿到省部级重点学科的‘头衔’。”同时，他还补充了几个相关的建设方面，如搞一个学术基金出来，搞一批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出来，再搞一份国际法论坛的公开出版物出来等等。反正一句话，“就是要求把西南政法大学的国际法方面的学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做大！” 　　

　　当赵学清教授谈到这一些规划时，他矍铄的脸上依旧笑容灿烂。他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年龄，而是以一个年轻人的心理状态来安排自己的未来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