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男，汉族，1943年1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司法部直属高校先进教师（1994年）、重庆市先进工作者（1995年）、重庆市首批学术带头人（法学、法律史学，2002年）。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驻会）、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1967年，就读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79年考取西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生，1982年毕业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通过论文答辩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7年11月调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改革》杂志社社长，兼任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998年任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1年11月当选为中共重庆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 2002年12月当选为重庆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并在2003年1月召开的二届一次市人代会上选任为现职。

　　俞荣根：“儒者人生”

　　为儒生、治儒学、悟儒道、做儒“官”。不管是60岁以前的“人人弘道，道法自然”，还是60岁以后的“学会放弃，完善自我”，他所坚持的、他所追求的、他能放弃的、他无法释怀的，都围绕着一个字“儒”。

　　师生情，铭记“西政一人”

　　在俞荣根教授眼中，恩师当是导师杨景凡教授。

　　自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后，俞荣根在国内外学界率先从法思想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1983年完成其人生第一部著作《论孔子》，这也是他与导师的第一次合作。事隔5年，他们的另一合著《孔子的法律思想》被台湾学者认定为“近年来大陆在孔子研究上有方法论创新”的四大著作之一。

　　除了在学术上得益于杨老的大力支持，精神上更是深受其影响。俞荣根教授笑着说：“其实我不喜欢当官，却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也许这正秉承了杨老“做人最重要，为了做事可以去做官，但不能为了做官而做官”的人生信条。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能影响其一生的往往难得一人。为纪念恩师，将恩师的精神传承，在恩师逝世一周年之际，俞荣根教授与杨甸匀教授合编了600余页的《景凡文存》，收集了杨老的“法学论说”、“诸子述论”、“读书随笔”、“日记拾遗”、“书信集锦”等。

　　从人为我师到我为人师，俞荣根教授希望的是能传播知识、传承精神。他说道“在我大学期间，我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即使当老师是最穷的，我也不怕。能在学生中得几知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一直到20年后研究生毕业留校。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一晃又是20年，如今60多岁的俞教授依旧在有生之年为期不多的从教时日里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乐。

　　民情，不能放弃的是人民利益

　　“我现在主要只剩下两件事：一是为人师表（在西政当教师），一是为人代表（重庆市人大代表）。”在60岁以后，俞教授将座右铭改为“学会放弃，自我完善”。他说“人总是要学会放弃的，包括金钱，包括荣誉，最后连生命都要放弃。但有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比如人民的利益。”

　　自1998年以来，俞教授先后任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重庆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第二届人大会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驻会）、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他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实实在在为民谋利益。他站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通过立法来宣扬法律精神，一步步、一个个条款地为人民争权、争利，“做的时候可能很不起眼，但还是很有成就感，看着一个个新条例出台，真的能感觉到为人民做了好事。”

　　在俞教授完成的众多论文和专著中，我们不难发现，从1998年以后重庆市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占了大半，作为主编和主研人员完成了《重庆蓝皮书·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年至2003年各卷，以及《重庆蓝皮书前沿研究系列·?挑战与回应－来自学者的报告》1998年至2002年各卷；也是《重庆经济年鉴》、《巴蜀文化图典》、《当代重庆简史》、《重庆市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第一卷等的主力军。这些举措有力地提升了重庆社科院的科研水平和科研地位，得到了重庆市主要领导同志的首肯，并题词鼓励：“为重庆社科院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

　　为情，“人人弘道，道法自然”

　　“人人弘道，道法自然”是俞教授60岁以前的座右铭。他把孔子与老子的思想精髓集于一身，体现了他做学问的原则：知天命而尽人事。

　　1981年，俞教授发表了《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孔子的法律思想》等论文，率先从法的层面上研究孔子和儒家，冲破了当时在这一领域中因文革而留下的余悸重重、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其《儒家法思想通论》也被传为法史界和儒学界一时之佳作。

　　此后俞教授与其研究团队关于“羌族习惯法” 的研究第一次将羌族的法文化传统文字化、固定化，填补法人类学、法社会学、民族法学和羌族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这是属于筚路蓝缕的开启性工作。

　　在尊重自然的情况下，俞教授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充分实践其“人人弘道”的信条。虽然60岁以后开始“学会放弃”，但仔细想想，其实两者是一脉相承的，都统一在“人为情而活”的思想下。做学问是为了为民服务，而放弃到最后无法释怀的依然是人民的利益。

　　（感谢中国教育在线校园通讯社西南政法大学通讯员周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