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朱苏力坚持在复试中淘汰了通过博士生初试的考生甘德怀，却破格招收了根本没有通过初试的两位北大毕业生。此举引来众说纷纭，有弹有赞。方舟子先生拿美国的博士生招收（应为博士候选人的选拔）制度中须通过基本的 GRE等“准入”考试为由，认为不要通过初试的甘德怀尚且说得过去，但破格拉进来两位北大校友，就实属不该了。一位留学美国正读博士的薛涌先生看到方舟子先生拿GRE说事儿，遂以美国教授选择博士生的现状加以说明：“导师的经验和直觉比考分重要”！

　　其实，方舟子先生的意思不过是想借比较先进的美国的招生制度中的某个方面来批评朱教授的不谨慎做法，而薛涌先生也解释了美国在确定博士候选人时导师的意见的重要性。我看，两位的评论根本无涉于此事的关键。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现有的招收博士生的制度安排和原则确定是否可以按照博士生导师个人的喜好（包括专业偏向）而有所偏离甚至偏废？一场众所周知的游戏要按照谁定的规矩来玩？ 　　

　　先说国内大学以及各研究机构招收博士生的通行做法，都有初试、复试之分。一般来说，博士生人选，原则上是在已经通过初试的人当中招收的。除非，复试人选无法满足招生名额，而未通过初试者当中确有比较优秀和适宜的人选，这样，为了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变通一下，破格也是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方舟子先生所云基本正确。 　　

　　再说了，我们现在通行的博士生招收制度的缺陷不在于招收方式的制度安排，而在于与此相联系的“产权问题”。朱教授从美国拿了博士回来，薛先生也正在美国读博士，当然赞同并力挺教授的招博自主权！殊不知，西方教授的招博自主权之所以无人干涉也无须干涉是由其“产权”背景决定的。笔者读博期间曾接待过美国一所名校教授，他对“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可以被当作头衔印在名片上以及中国有关所谓“博士点”的评估、设立而无法理解。因为在美国，教授招收博士候选人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你有课题项目，能够拉到赞助，能够提供博士候选人的培养经费，同时，也有人愿意申请做你这个课题的博士候选人，OK，你就是博士生导师。也就是说，作为这个专业项目资金的提供人和管理者，教授的自主权恐怕不会受到任何置疑，因为，如果他自己招博时不擦亮眼睛，弄进来的人不能为他的课题研究提供必要帮助，甚至影响到他的研究进度，他自己辛苦不算，恐怕以后在申请相关课题资金的时候都有问题了，如是，“博士生导师”也当不成了。 　　

　　回到国内，我们的博士生培养经费基本都是国家提供的，作为博导的教授一般不对博士培养资金的来源及去向负责，大学及各研究机构的财务部门负责管理该资金。除了有影响名誉之忧，教授甚至不对博士培养负有任何风险责任。倒是有关“若干年招收不到博士生将取消该博士点设置”的规定逼着教授快招多招博士生。一个问题来了，不花导师自己的钱，攻读博士的主要目的有可能不是为了由导师提供的某个项目研究服务，那么，导师有什么理由要招收最适宜做该研究的博士生呢？又有什么机制能够要求导师在确定这个国家提供的博士生的位置时谨慎些呢？另一个问题是：导师的招博自主权在现行的招收制度和规则下，从何谈起呢？ 　　

　　也许朱教授确实有将西方先进经验引入国内的打算，但是，作为法学教授，似乎主观地把并没有法理以及经济学根据的自主权不问出处地自主了。作为考生甘德怀，严重点说，他是朱教授的招生观念与现有招生制度的冲突的牺牲品，他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玩游戏，快赢的时候，却有人说，哈哈，游戏规则变了，所以你输了。建议考生甘德怀，立刻依靠自己所学的法律，与朱教授到法庭上上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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