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伏法后，《新京报》刊文《请让马加爵罪随人去》，呼吁人们善待马加爵的名誉及其亲人，不要把他人的犯罪行为和马加爵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不把他人的犯罪行为和马加爵联系在一起很难做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任何事情都是普遍联系互为关联的。媒体把一些与马加爵案貌似无关却相似、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报道，固然有借马加爵案“知名度高”吸引读者眼球的考虑，但寻找其中的相关性以引起社会关注，进而发现社会的问题，也是媒体的责任。

    比如，媒体在报道与马加爵案类似的案件时，可以让社会思考犯罪人类似的人格是怎样的？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人格？媒体报道马加爵大学的室友杨涛绑架案，就不仅不应把马加爵“漏掉”，使杨涛案成为孤立的个案，恰恰就应突出他们的“室友”

    关系。这样做并不因此让人觉得马加爵有更多罪恶，相反，却让人真实地看到了其母校在学生管理上的某种失职。杨涛在长达半年的上学时间里没在学校露面，最终走向绑架儿童、勒索钱财的道路，难道学校连学生的行踪也可以不管不问吗？

    有人说，如果说马加爵杀人案仅仅是败坏了云南大学的名声，那么，其同室密友的绑架案可谓已把云南大学彻底丑化了。我同意此观点。

    但丑化大学的是大学自己，不是它的学生。在大学迅速扩招的背后，一系列管理和教学工作却跟不上，仅仅是某一个大学的问题吗？

    即使所有的案件都不跟马加爵案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社会、马加爵的家人也会很长时间内无法摆脱关于马加爵的记忆。马加爵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所留下的问号却时时牵扯着社会的神经。马加爵已成为某种社会符号，成为我们无法抹去的记忆。只要提起马加爵的名字，都会成为他们家人一段伤心的往事。但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包括他的家人都无法回避，惟一能做的就是鼓起勇气，直面现实。